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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2009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5098.6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连续1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63471元,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74924元,分别增长8.4%和9.1%。那时,建筑工地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中建三局的上层和大楼建设者像攻关一样,以第5至10楼,7天一层;第11至20楼,5天一层;第21至30楼,4天一层;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3天一层,其中最快是两天半一层的速度完成了这座地标。虽然许多媒体把上海这次户籍改革的动向评价为“打破了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但事实上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2月23日公布实施的“户籍新政”(试行三年),并非免费午餐。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之前已经提过,长久以来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采用的是“摊大饼”的模式,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莫斯科的这种转变,被称为世界各大城市中规划得最好的。而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却还在沿着当初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而在“逃离北京”的问题上,余世存显然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凤凰网评论员彭远文在他的文章《宜居城市从可以睡大街做起》中,以自己为例写道:“我在北京当了房奴,过几年想来也可以还清贷款,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北京这个城市当作自己的家,会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这里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北京,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的回答是:因为这里机会比较多,但这里之所以机会比较多,正是因为不平等。”有人曾统计如果以3%的通胀计算,如果60岁退休后每月支出1000元,而你的寿命是80岁,那么,你将需要花58万元;如果按每月支出2000元计算,则为116万元。也就是说没有一百万,养老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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